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忽左忽右Leftright ，编辑：思钊，作者：忽友功德箱，原文标题：《播客｜郦菁、赵鼎新谈《大转型》与「波兰尼时刻」》
本文为基于节目录音的口述稿，仅对语法与用词做部分修改。
何谓大转型：从「嵌入」到「脱嵌」的概念解析
程衍樑
波兰尼的“大转型”究竟包含哪些内容，为什么能够持久地获得外界的关注和讨论？
郦菁
他所说的“大转型”，实际上就是市场社会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全面崛起，以及它从原有的社会组织方式中“脱嵌”出来的过程。过去，经济行为和“形式性经济逻辑”是嵌入在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当中的。它们被重重叠叠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所规制和控制，有各种各样的繁文缛节来约束这种形式化的、纯粹的经济逻辑。这是波兰尼所认为的前现代时代的状态。
在前现代向现代性的转变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构性变化？马克思、韦伯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而波兰尼的答案是，这个变化就是市场社会的崛起。以市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逻辑成了最重要的逻辑。原来是市场嵌入在社会之中，现在是市场重构社会，这就是他的“大转型”。
为了完成这个论证，波兰尼有一套概念上的“脚手架”。第一组概念是“经济的实质意涵”和“经济的形式意涵”。经济的实质意涵，比如人的生存需要依赖自然、同伴和所处的社会来进行实质性的经济活动，吃喝拉撒就是一种实质性的物质交换。而经济的形式意涵，则是指一种目的和手段之间进行成本收益计算的工具理性行为。这种成本收益计算实际上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出发点，基于资源稀缺的假设。这样一来，原来物质的交换，即实质意涵，就变成了形式意涵。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有媒介的使用，比如货币。
经济的实质意涵和形式意涵，特别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兴起之后，很多时候是背离的。比如马克思讲的价格对使用价值的背离，换言之，价格可以独立波动，它和原来的标的物，以及背后的人与社会关系已经没有了原来那一整套关系。于是，社会组织就会遭到破坏。
与之相对的另一对概念，就是“嵌入”与“脱嵌”。简单来说，当经济的形式意涵占上风时，就是脱嵌；当经济的实质意涵占上风时，就是嵌入。脱嵌之后，以市场为代表的形式性经济行为从社会生活当中分离出来，用它的逻辑，即以价格为最终指标，不断进行价格的重估，每一刻都要获得市场机会的最大变现来重新组织社会。这其实对原有的生活组织方式造成了重大的破坏和冲击。当这种破坏冲击到一定的临界点时，就会激发反向运动，也就是社会保护运动。社会会以某种形式行动或动员起来，试图把市场重新嵌入到原来的一系列保护性制度中去，或者新发明一些保护性制度。换言之，谁的逻辑更大？是社会的逻辑更大，还是市场的逻辑更大？这个脱嵌的过程，也是波兰尼着重论述的历史过程。
在欧洲18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中，在市场脱嵌于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原来不是商品的东西，现在变成了商品。比如劳动力、土地、货币，它们本来都不是商品，但在市场化过程中，变成了“虚拟商品”或“虚构商品”，全面进入市场。
因此，整个市场社会形成的标志，在波兰尼看来，就是英国当时“新济贫法”的出台。原来的“旧济贫法”允许教会接济其教区中的平民，给他们一口饭吃。但新济贫法不允许教会这么做了，只有国家可以济贫，而且国家给的救济非常少，迫使平民变成工人进入工厂工作。换言之，整个市场社会的形成，背后有民族国家的一系列推动。因此，全国性市场的形成是一个政治的产物。它一旦形成之后，在波兰尼看来，这个市场就具有了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功能。
冷战中的新保护运动
程衍樑
波兰尼在讨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战期”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变化。在这之后，世界进入了美苏冷战的环境，这种格局在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未出现过，苏维埃与自由市场两套体制激烈竞争。在冷战时期，波兰尼基于过去历史经验所作的总结还有效吗？
郦菁
波兰尼这本书，不能仅仅当作历史研究来看，它提供了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二战之后的新时期，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些基本逻辑的延续，仍然可以把它并作一个时期来看待。两种体制和政治经济组织方式的强烈竞争与对撞，这其实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相当于提前演练过一遍了。当时有很多激进的工人运动、农民夺取土地的运动，比如“红色维也纳”，还有意大利的“红色两年”等等。之后又有威权主义的反扑，以及自由主义对左翼运动的抵抗，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事件。法西斯主义也是这种戏剧性对抗的一部分，它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支撑就是反共产主义。后面只不过是两个超级大国把这种逻辑放大了而已。
美国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得到了恢复，但市场是被重新嵌入到一些由国家主导的新的政治和社会安排中去的。在二战之后，美国不管是哪个政党执政，罗斯福新政都是他们整个政策的基本平台，即“罗斯福主义”。所以二战之后的这段时间，美国实际上被称为“隐形福利国家”。而欧洲的福利国家建设也都是社会保护运动。所以当时美国和西欧的体制，都被称为“嵌入性的自由主义”。这段时间其实是社会保护运动高涨的时期，仍然可以与市场化逻辑相抗衡。它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种下的种子发芽的结果。
赵鼎新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基本上都走了某种中道，建立福利国家。从今天来看，它们都多多少少在自己的经济管理、体制上引入了某种社会主义成分。甚至欧洲，最明确的左、右两个政党都往中间走，既没有搞彻底的计划经济，也没有搞彻底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二战时期保护运动的继续。只不过这个保护运动在二战以后，是以国家出面、以凯恩斯主义的逻辑来进行的。
但二战以后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是以前没有的，即大量的殖民国家独立了。美苏两国争霸固然是必然的，但争霸以什么形式进行？在50年代以后，当时新独立的国家大多采取了某种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治体制。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层面的保护，而是政治保护运动了。简单来说，独立之后，因为反对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这些国家自然倾向于当时在世界上威信很强的国家，例如中国或前苏联，搞某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而美国，一方面它是二战之后秩序的缔造者，包括各个国家的独立运动、民族自决运动，美国和苏联当时同时是推手；但另一方面，出于价值观和地缘政治的原因，美国特别害怕这些新独立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结果它片面地、不小心地完全站在了法国和英国的立场上，所以美国自然就成了新独立国家的对手。形成了50年代的局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整天把自己脸涂得黑黑的，跳“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的舞蹈。周总理说过一句话：“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世界的潮流。”这实际上给延续的政治加了一个比较隆重的、双方都难以控制的局面。
全球新「波兰尼时刻」的到来：新现象与隐忧
程衍樑
为什么学者们会觉得最近这些年又处在一个新的“波兰尼时刻”？
郦菁
上一次社会保护运动兴起并与市场化相对峙的时期，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战期”。这期间有一些标志性事件和结构性的变化，包括1929年的经济危机、1933年金本位制的取消、多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最终还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剧烈的战争和政治层面的竞争。
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可能又出现了“波兰尼时刻”？而且这个新的时刻，是社会保护运动再度兴起，再度与市场化的逻辑相抗衡？因为在此之前的时代，简而言之就是“新自由主义时期”，基本逻辑是市场化的逻辑再度“脱嵌”，压制了社会保护运动的逻辑。而现在是社会保护运动的逻辑又重新兴起，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也有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个人觉得2015年之后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
从数据上看，比如全球贸易总量和全球投资数据的变化；从制度层面看，比如WTO的停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小的区域性贸易协定，各国贸易保护政策兴起，特朗普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证。中国在美国的冲击下也转向内需发展，改变了原来自由贸易的基本出发点。2015年还发生了一件文化层面的事情，即欧洲的移民危机，在表面上打破了欧洲人对自身自由民主体制的一些基本幻想。
赵鼎新
我刚才讲的是80年代的情况。当时美国一国独大，导致国际政治上的“脱嵌”。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出现了很大的垮台，导致新自由主义、帝国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脱嵌”；同时，里根面对西方当时福利国家带来的一些问题，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又导致了经济层面的“脱嵌”。这三个“脱嵌”的危机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又不完全相同。
其实面对这种目的论的自由主义的“脱嵌”所引发的保护主义运动，实际上各种文化保守思潮的返回，在2007、2008年就已经很明确了，美国自己内部也开始有政策调整。我把节点定在2012年，是因为那一年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通过选举获胜。但次年埃及军人发动军事政变，不但推翻了政权，还宣布穆斯林兄弟会非法。埃及军队深受美国援助影响，结果美国说这不是一次军事政变，完全违背了它原来的政策。
在市场的“脱嵌”与保护运动之间，每个国家的实践不一样，有的早有的晚。但从全球视野来看，根据很多指标，我认为郦老师说的2015年左右差不多。这个保护运动，相对于我说的三个层面同时发生，但又不是完全同步的，经济层面的保护运动，在全世界确实来得晚一些。这也是历史社会学经常提到的，你怎么看时间节点，完全取决于你的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