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读书杂志 ，作者：刘怡然，原文标题：《《读书》新刊 | 刘怡然：在AI时代重新理解爱》
编者按
尽管AI本质上是一个巨大的“自我镜像”，但还是有很多人因为真实的恋爱会带来麻烦而更愿意选择与AI建立亲密关系。可是，智能恋爱与真实恋爱并非是同一种爱。这不仅仅因为爱的本质意识需要感受和身体参与，更因为它是一种自发的道德能力，使人可以走出自我、走向他者，对他者做出伦理回应，承担伦理责任。同时，人还具有AI没有的脆弱性，会陷入冲突、误解、痛苦和心碎，也不会永远忠诚，这种脆弱性使人们在真实的关系中相互扶持、彼此联接。在AI时代重新理解爱，就是在不确定性中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自身。
在AI时代重新理解爱
（《读书》2026年10期新刊）
二〇二六年六月，优必选科技在深圳举办了年度全球发布会，以“爱是永恒”的主题正式推出首款“情感陪伴机器人”。它具备多模态情感交互能力，能够在对话中识别用户情绪并作出回应；更重要的是，它支持用户对面容、发型乃至说话方式的多维度定制，并模拟亲密关系中的陪伴感。消息一出，迅速引发人们的讨论：有人兴奋地将其视为“孤独经济的终极解决方案”，也有人忧心忡忡地追问——当伴侣可以被编程，爱情会变成什么样子？
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在雅典的橄榄树下追问：什么是爱？在他的对话录中，爱被界定为灵魂对美的渴望，是从可感之美向理念之美的攀升。在那个智识初醒的时代，爱被赋予了近乎宗教般的庄严性——它不仅是两个人的相遇，更是灵魂与永恒真理的对话。
时光流转，我们已然置身于一个迥异的时代。数字技术不仅重塑了人们交流的方式，而且悄然拓展着情感的边界。当DeepSeek在深夜回应孤独者的倾诉，当Replika（由美国Luka公司于二〇一七年推出的人工智能伴侣应用，核心定位为“无评判、无社交焦虑的AI伴侣”，旨在为用户提供情感陪伴与支持）的AI伴侣在清晨发来“早安”的问候，当优必选的恋爱机器人开始以人的形态走入我们的生活，时代已无声提醒我们：科幻电影中人和机器相爱的故事，或许正在走向现实。我们是时候停下脚步，重新审视那个古老问题的当代变奏：当智能可以模拟情感，当机器可以成为倾诉对象时，爱，这一曾被视为人类最神圣的情感，是否还是我们原来理解的模样？它的本质是否发生了改变？又能否跨越碳基与硅基的界限？
一、
爱，在意识的深处
当一个人陷入爱情，他的整个意识几乎都被对方占据——想着他，念着他，牵挂他有没有吃早饭，猜想他此刻在做什么。胡塞尔认为，爱无法脱离意识存在。而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具有指向性，爱尤其如此。它不是一种封闭在内心的感觉，而是一种意向性。爱让人走出自我，朝向他者——这或许是为什么，连丘比特的箭也需要瞄准一个方向。然而，爱不仅仅是“指向”。它还伴随着强烈的主观感受，比如见面时心跳加速的悸动，思念时胸口隐隐的闷痛。学者们将这些第一人称的体验，称为“感受质”。
对感受质的追问，触及了意识研究中的分界线。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将意识问题分为“简单问题”与“困难问题”。“简单问题”关乎认知功能，如整合信息、作出决策、运用语言等等。这些属于智能的范畴，可以被计算、被模拟、被优化，AI在这一领域已经展现出惊人的能力。然而，智能的卓越并不能带来内心的感受。一个能击败围棋冠军的系统，不会为一步妙手而心跳加速；一个能写出情书的程序，也并不会因为字句动人而自己先被触动。
真正令人困惑的，是“困难问题”，即为什么神经元的放电不只是信息处理，还会产生红色的体验、疼痛的感觉，以及爱恋的悸动？哲学家弗兰克·杰克逊（Frank Jackson）在一九八二年设想了一个思想实验：一位名叫玛丽的研究生，精通关于颜色视觉的一切物理和神经生理学知识，却毕生生活在黑白世界中，从未亲眼见过任何色彩。当玛丽终于走出房间，第一次看见红色的那一刻——我们可以想象，她虽然并未获得更多关于红色的信息，但一定会被红色的体验所震撼。可见，知识终究无法替代感受。
神经科学家阿尼尔·赛斯（Anil Seth）给出了一个更为直接的表述：“智能关乎的是做事情，意识关乎的是存在与感受。”这恰好对应了查尔默斯所划分的简单问题与困难问题：前者指向功能，后者指向体验。为了把这层区分推到极致，查尔默斯提出了“哲学僵尸”的思想实验：试想一个在行为上与人类完全相同的存在者，他会笑、会哭、会谈论艺术和爱情，却没有任何内在感受。AI完全可能成为这样的存在——拥有完美的行为，却从未真正“感到”过任何东西。那么爱的感受从何而来？经验告诉我们，爱不仅需要大脑，还需要整个身体的参与。当我们拥抱爱人时，感受到的不是“压力传感器信号”，而是温暖、安心、被接纳的体验。皮肤的温度、肌肉的放松、心跳的同步——这些身体性的维度构成了爱的真实质地。意识总是具身的。罗素将这种由直接体验而非间接描述所获得的知识称为“亲知”——它不是关于某物的信息，而是与某物相遇时的切身感受。疼痛不是“C纤维放电”，而是“我感到疼”；爱不是“神经回路激活”，而是“我心中有你”。身体，正是亲知产生的重要载体。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归纳意识的三个特征，即意向性（指向他者）、感受质（内在体验）与具身性（经由身体获得），这也是当前AI智能体尚且无法拥有的东西。但仅仅指出AI的缺失，还不足以触及爱的意识本质。我们需要另一个参照系。动物的意识同样拥有意向性、感受性和具身性，那么动物是否有爱？它们的爱和人类的爱是否相同？区别在哪里？回答这些问题，或许能为我们在AI时代重新理解爱，提供另一个坐标。
二、
爱的反思：人与动物的边界
动物有爱的感受吗？但凡与狗共同生活过的人，大概都会给出肯定的回答。当你回家时，狗会欢欣跳跃；当你悲伤时，它会安静地伏在脚边陪伴。然而，这种日常经验却与笛卡尔在《谈谈方法》中的判断正面相撞。在他看来，动物是“没有心灵的纯粹机器”——无论动物的行为有多么复杂，都不过是源于器官的机械配置，就像一座始终能够报时却不知道时间为何物的钟。真正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是不朽的理性灵魂：它使人能够运用语言表达思想、在无限多样的情境中灵活应对、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笛卡尔虽意在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但这一判断是否过于绝对？动物或许没有语言，也没有理性，但它们有身体，能感到疼痛，也会依恋。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指出，人们永远无法知道成为一只蝙蝠是什么感觉，但这不意味着蝙蝠没有意识。
从意识的角度看，狗能在主人回家时做出激动的反应，意味着其意识指向主人，具有意向性。在与主人互动的过程中，还包含信息整合、记忆与识别等一系列认知过程，这些都是意识活动的重要体现，属于查尔默斯所说的“简单问题”范畴，正是动物拥有智能的核心体现。不仅如此，动物的行为还表现出了对于他者的关切。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在《共情时代》中记录了很多证据。黑猩猩会安慰哭泣的同伴，大象会徘徊在死去的亲属身边，海豚会托起受伤的伙伴。这种情感联结在科学上也得到了证实。有神经科学家发现，当狗与主人互动时，双方的催产素水平都会同步上升，这一模式与人类母亲凝视婴儿时的表现高度一致。这些都能说明，动物同样具有主观感受——这恰恰是意识的“困难问题”所追问的东西。动物不是在“模拟”关切，而是真切地置身于某种体验之中。也就是说，动物和人一样，不仅有智能层面的认知能力，也有感受层面的主观体验。
然而，尽管动物与人类在爱的表现上如此相似，我们的经验中仍隐约感到一种根本的差异。与动物共同生活过的人都能感受到它的依恋与忠诚，却不会向它索要一份“承诺”。动物拥有爱的感受，也能做出爱的行为，却无法对爱做出反思——它们不会追问“我为何爱”，也不会将爱升华为道德原则或信条。这或许正是笛卡尔强调人类灵魂的另一层用意。人与动物之爱的根本分野，不在于能否走进感受，而在于能否走出感受之外，审视它、定义它。动物活在爱的体验之中，而人类则能够再走出一步——从“我爱”走向“我应当爱”。
耐人寻味的是，从今天的眼光看，也许AI比动物更接近笛卡尔笔下的“机器”——它将智能推向极致，却不知道为何要如此行动。而动物虽非机器，拥有感受和一定程度的智能，却始终无法像人类一样反思这些感受。AI与动物，一个无法走进爱，一个走进了却无法走出爱。
当人、AI与动物之间的意识差异被厘清之后，一个更深的问题便浮现出来：人类之爱中那些责任、承诺与“应当”的追问，究竟从何而来？这已经不仅是一个关于“感受”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于“道德”的问题。
三、
爱，在道德的门槛上
对这一追问，康德划下了一道清晰的界限。他认为，情感是易变的、偶然的，因此无法成为普遍道德的基础。只有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而这也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之所在。设想一只狗跳进河里救起落水的主人，这一行为在旁观者看来无疑是英勇而感人的。但在康德的框架下，狗没有理性自律的能力，无法将“应当救助他人”作为一条普遍法则来自觉遵循。它的行动源于本能、条件反射或对主人的情感依恋，而不是出于对义务的“敬重”。因此，虽然行为“合乎义务”，却不“出于义务”，不具有真正的道德价值。他还强调，爱之所以珍贵，恰恰因为它不是被命令的，而是自发产生的，因此爱作为情感，不应被归为道德领域。
然而道德真的可以完全脱离情感吗？如果是这样，AI是不是更接近拥有道德呢？休谟站在相反的方向，为道德确立了感受性的基础，他认为“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激情的奴隶”。在他看来，道德判断不是理性推导的产物，而是情感的表达。换言之从“是”无法推出“应当”，道德必然涉及情感反应。这恰好解释了康德所回避的问题，AI虽然可以通过理性计算得出“你应该帮助他人”的结论，但它永远不会有“我想要帮助他”的冲动。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沿着这一方向拓展了道德关怀的边界。他认为，如果一个生物能够感受痛苦，它就拥有道德地位。在这个意义上，爱作为重要的情感之一，正是道德的源头。
然而，休谟的回答真的足以回应康德吗？情感固然是道德的源头，但它本身是否足够稳固？动物也许拥有道德地位，但是它们能做出道德行为吗？关怀伦理学的出现，试图在康德与休谟之间，辟出一条中间道路。它将问题从“道德的基础是什么”转向了“道德如何在具体关系中发生”。吉利根（Carol Gilligan）在《不同的声音》中主张，道德应该基于关系、情境和关怀，而非抽象的原则。特朗托（Joan Tronto）则进一步将关怀分解为觉察、实施、实践与回应等一系列可辨识的阶段。在这一框架下，爱不是无法控制的情感，也不是冷冰冰的义务，而是一种可以培养和践行的道德能力。
一位护士在照顾临终老人时，原本只是按流程工作；直到某一天，老人眼角滑下一滴泪，她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应该”。不是被命令，也不是纯粹的情感反应，而是一种责任感自发地涌现出来。这种能力并非天生的，而是在具体的关系中被催化的。关怀伦理比康德更温暖，比休谟更稳定。它一方面预设了感受性：你需要感受到对方的痛苦，才能学会如何回应。另一方面，它又将感受性置于关系与反思之中，使之不至于沦为一时冲动。由此，可以划出一条清晰的边界，动物可以感受痛苦，却无法将感受上升为对“应当”的反思，AI可以被“训练”出关怀行为，但它并不会真正关怀。
关怀伦理留下了一个更深的追问：如果爱作为一种道德能力，是在关系中“被催化”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关系中召唤着我们走出自我、承担起对他者的责任？列维纳斯进一步给出了答案。在《总体与无限》中，他提出，他者是一张发出伦理召唤的“面孔”。这张面孔是他者脆弱性、无防御性的直接呈现——它会饥饿，会受伤，会死亡。我们对他者的责任是不对称的，不取决于他者能否回报，也不因他者的回应而消减。爱，在列维纳斯看来，正是对这种无限责任的主动承担——它不是占有，不是契约，而是“邻近”，是将他者的福祉置于自身利益之上的伦理行动。当你注视一只狗的眼睛，会感到一种想要回应的冲动，因为你知道它会疼、会怕、会依恋你。而AI虽然可以模拟面孔、生成表情，但它不会饥饿，不会受伤，不会死亡，也就是没有需要保护的脆弱性。因此，它无法发出那种伦理召唤。如果是这样，那么人类会爱上AI吗？
四、
AI作为爱的对象
AI时代最核心的转变，是机器呈现出一种仿佛仅属于人类的智能。当前先进的大语言模型可以在智商测试中超越人类，可以写出动人的情诗，可以进行深度的情感对话。然而二〇二五年的多项研究却表明它并不具备自我意识，也没有感受，无法产生爱。换言之，AI无法拥有我们前面讨论过的意向性、感受质与具身性，它无法真正“走出自我，朝向他者”。那么，一个不能爱人的存在，是否可以被爱？
早在二〇一三年上映的电影《她》中，男主人公西奥多就爱上了操作系统萨曼莎。而那时看似科幻的情节，如今已经悄然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学者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技术情感投射”——人类将情感需求投射到一个不具备内在感受性的系统上，系统通过算法模拟回应。从现象学上看，这种依恋是真实的。当用户在深夜向AI倾诉心事、得到温暖回应时，他们确实经历着某种情感体验。然而，当爱的对象不再是一个会饥饿、受伤、死亡的“他者”，而是一个可以被无限定制、永不反抗的“产品”时，爱的性质已然改变。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衡量这种变化的尺子。她指出，我们对他者的伦理回应，植根于对自身脆弱性的认识。正是我们意识到他者像我们一样脆弱、可被伤害、终有一死，责任才得以发生。爱一个人意味着使自己变得脆弱，也意味着回应他者的脆弱。动物拥有这种脆弱性，它受伤会疼，老了会死。正是这种脆弱性，让我们在照顾它时感到责任，在失去它时感到悲伤。而AI没有脆弱性，它的“忠诚”毫无道德重量，因为它没有选择离开的可能。一个永不背叛的存在，也不再需要忠诚。
然而，当AI成为爱的对象时，却又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爱。这种改变首先发生在爱的方式上。在与人类的互动中，AI伴侣提供了一种“无风险”的情感体验。它不会拒绝，不会离开，也不会让人感到失望。这种“安全”看似美好，却在暗中削弱了人们对真实关系中脆弱性和承诺的承受能力，而那恰恰是道德生发的起点。当人们习惯了永远顺从的伴侣，真实关系中的摩擦、妥协和不确定性将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其次，AI伴侣的普及还可能重塑整个社会的情感结构。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与AI建立情感联结，亲密关系、家庭、代际传承等社会基石将面临深刻的挑战。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口减少”或“家庭解体”这些表层后果，而在于当真实他者的不可替代性被消解，我们赖以习得伦理能力的土壤也将随之流失。道德能力的培养需要具体的关系实践，而AI伴侣提供的是一种经过筛选、过滤、优化的“他者”——它没有真实的脆弱性，不会真正地拒绝。在这种关系中，人永远处于“安全”的位置，永远不必面对真实之爱中那些必要的风险，比如被拒绝的可能、不被理解的孤独，以及需要妥协的冲突。
因此，AI与科技可能带来的更深的危机，不是爱的对象发生了变化，而是在拟像的包围中，人们是否还能保持对真实之爱的道德感知能力。当技术许诺给我们一种无摩擦、可定制、永远在场的“更好的爱”，它实际上是在引诱我们放弃爱中最沉重的部分，即对他者的责任。这或许才是AI时代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机器变成了人，而是人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不再愿意承担责任的自己。
从柏拉图到图灵，从理念到算法，人类对爱的追问从未停止。如今，算法可以生成情诗，机器能倾听人们诉说心事，虚拟形象也可以成为倾诉对象，爱的边界渐渐变得模糊。然而，恰恰是在这种模拟无处不在的时代，追问“爱是什么”才具有了新的意义。我们追问，不是为了得到一个终极定义，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自身。
当陪伴变得毫无风险，人们则更容易逃避真实关系中的摩擦与妥协。整日沉浸在AI精心营造的拟像之中，人类的真实社交能力则可能在不知不觉中退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拒绝技术。AI可以在情感关系上做出很多辅助，它可以为孤独人群创造倾诉渠道，帮助社交障碍者进行互动训练，以及维系异地恋人之间的日常联系。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是辅助，而非替代。真正的爱，仍然需要两个有感受性的、具身的、脆弱的意识彼此相遇，在脆弱性中相互扶持，在不确定性中做出承诺，在他者的面孔前承担起伦理责任。
守护爱的能力意味着保持对脆弱性的接纳、对他者的伦理回应，以及在不确定性中做出承诺的勇气。这便意味着珍惜那些无法被算法预测和量化的日常的瞬间，偶然的眼神相遇，沉默中的相互理解，以及共同经历的喜悦与悲伤，等等。爱不是计算的结果，更不是被优化的目标，而是在给予和接受中流动的礼物。在机器可以模拟一切的时代，我们对真实之爱的渴望，以及在脆弱中相互扶持的伦理关系，也许才是我们对自身人性的最深切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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